1947年3月，华北财经会议召开，成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，董必武任办事处主任，负责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，调剂各解放区财经关系。
为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，1949年3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村举行，党工作的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，税收工作重心也由农村向城市转移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税收已经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，并建立了货物产销税和工商所得税两大主要税制体系。
1949年7月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，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国民经济秩序，为最终在全国建立统一的财税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1949年9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，规定国家税收政策的制定原则和方向，为构建新中国统一税制和税收政策指明了方向。
回望战火流金岁月，老一辈税务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，奋力探索税收发展，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，展现了老一辈税务人为民、忠诚、干净、担当的伟大精神。
（一）铁血税魂 ，忠诚于党和人民
国家利益重于泰山，个人生命轻于鸿毛。税收战线上的革命先烈在残酷的斗争中，不畏牺牲，甘于奉献，用生命捍卫税收安全，用热血激励新时代税务人继续前行。
程怀天（1901—1927）
程怀天，1926年参加农民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紫云区防务委员会经济股长。1927年12月，国民党第十二军一部窜犯到紫云区，他将税款和账册安全掩蔽藏好后立即转移，在战斗中不幸被捕，敌人要他交出财务账目，被严词拒绝。在狱中，他慷慨写下就义诗：投身革命两春秋，遗憾壮志尚未酬。烈士骨头钢铁硬，志在救国救神州。砍头只当风吹帽，甘洒热血绘锦绣。
黎本清（1909—1931）
黎本清，女，安徽省霍山县人。1931年河口海关分局成立，担任征收员。她工作认真，兢兢业业，不怕吃苦。河口地区处在红、白交界处，在一次收税途中，她不幸误入地方民团包围圈，突围时遭到敌人伏击英勇牺牲，时年22岁。
吴昌元（1910—1933）
吴昌元，湖北省红安县高桥人，1930年任高桥区五乡苏维埃经济委员。1933年，在黄陵执行税收任务时不幸被敌人逮捕。面对严刑审讯，吴昌元英勇不屈，视死如归，“老子就是共产党，要杀就杀，别的主意莫打！”随即英勇就义，时年23岁。
税务英雄们的鲜血洒在了征收税款的途中，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更多的税务战士，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舍身护税，无怨无悔。
（二）干干净净，严守铁的纪律
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统一后，红色苏维埃财政收入曾一度极为困难，根据地共产党人采取多种财政、税收措施予以改善，并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，节约有限资金保障前线供给，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道德风范。
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是苏区红军在反围剿过程中，临时向群众借粮时出具的凭证。粮食人民委员会将临时的借谷证发给部队，凭临时借谷证向百姓借粮，百姓拿着临时借谷证可以向苏维埃政府领回所借出的粮食。
1927年9月，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，部队在三湾时，毛泽东规定部队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。随后又陆续颁布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、借东西要还、损坏东西要赔”等多项纪律，对统一全军纪律，加强部队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。
左权县第六区公所向各村下发《召开财政研究累统税由》，通知各村财政委员到区公所开会，其中写道：“赶黑来，来时带累税暂行税则，食粮菜金六顿、行李碗筷。”开会要自带行李干粮，不占公家一分一毫。
高敬亭（1907—1939）
高敬亭，河南省新县人。1931年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，亲自起草发布鄂豫皖苏维埃政府《布告》，号召群众“免除苛捐杂税，都是有吃有剩”“实行抗租抗税，发动秋收斗争”，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、税收专家。高敬亭生活非常简朴，与战士同甘共苦，从不搞特殊化。1937年结婚时，只有同志们送的小孩戴的银项圈、一双银筷子和十块银元。他唯一的亲人老婶母一路乞讨找到他，住了几天就走了，走时，高敬亭拿不出任何东西给婶母。
（三）勤勤恳恳，把税收责任扛在肩上
革命年代的税务人，面对饥寒交迫的恶劣环境和敌人的前追后堵，精业敬业、履职尽责、勇于创新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开辟了一片税收发展新天地。
沈泽民(1902—1933)
沈泽民(1902—1933)，浙江桐乡人。文学家茅盾的胞弟。1932年1月任鄂豫皖省委书记。他在皖西草拟了税务局组织大纲、商业累进税及商务工作草案，为商业累进税制的推行和税务局组织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。1933年11月20日，沈泽民积劳成疾病逝，时年31岁。
郑位三（1902—1975）
郑位三（1902—1975），湖北红安县人。1929冬，鄂豫边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，设立鄂豫边工农革命委员会税务局，郑位三兼任税务局局长。郑位三在工作中，随身必带三样物品，自称三“宝”：米袋、瓷缸和手枪。困倦时，用瓷缸当枕头；饥饿时，用瓷缸熬米粥和野菜充饥；手枪从不离身，随时保护税款安全。因革命战争年代生活十分艰苦，面容苍老，30多岁就像个老头，苏区上下都称呼他“位老”。
冀南区税务局局长高捷成
高捷成，福建省龙溪海澄县人，新中国晋冀鲁豫边区金融事业的奠基人，1938年任冀南税务总局局长，抗战初期根据地牺牲的级别最高的税务干部。1943年5月，日寇疯狂“扫荡”太行山抗日根据地，高捷成率银行干部奔走于边沿区，部署维护货币的斗争任务。5月14日在河北内邱县白鹿角村与敌人遭遇，高捷成不顾个人安危，坚持让随行人员带重要文件先行撤退，自己组织力量进行掩护。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，随后英勇牺牲，时年34岁。
赵昭，河南省清丰县人。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6年起先后任吉林省吉北专区税务分局副局长、吉林省税务局副局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吉林省税务局副局长，沈阳市税务局局长，辽宁省财政厅厅长。1980年任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税务总局第一位女领导，1985年离休。
这篇手稿题目为“艰苦奋斗，完成税收任务，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”，共28页，记述了1946-1948年期间东北地区税收工作情况，是重要的税收史料，手稿标题揭示了在革命战争年代财税工作的根本目的。
（四）扎根群众，依靠群众力量
红军在根据地早期的三大任务：“一是打仗消灭敌人，二是打土豪筹款子，三是宣传群众、武装群众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。”从三大任务可以看出，根据地财政负担主要放在剥削阶级身上，废除苛捐杂税又分到土地的根据地人民获得了休养生息。
1934年，持续的洪涝和旱灾导致全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农田收成无望，饥民多达5700万，饿殍遍野、生灵涂炭。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却另有一番景象，收获的季节，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百姓的脸上。
红军反“围剿”时期，采取了财粮动员的应急措施，苏区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拥护，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支援红军作战和苏区经济建设，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。
“来一个大动员，我们几万人来一个决心，自己弄饭吃，自己搞衣服穿。”在陕甘宁边区，人民的军队不与民争利，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，开挖窑洞，解决住房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1942年太行山地区旱灾肆虐，日军连续5次对根据地进行 “扫荡”，根据地条件极端困难。晋冀鲁豫边区人民依然每年缴纳公粮3.5－4.5亿斤，1941年－1945年上半年太行区总计征收税款1.3亿元（冀钞）。
刘伯承元帅曾经感慨，“如果没有太行山老百姓吃糠咽菜，我们八路军只好去吃石头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