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鞅以身护法
商鞅变法之路坎坷，能坚持20余年皆因秦穆公的强硬力行，可谓明君遇能臣。公元前338年，秦孝公这位千古贤君因积劳成疾，盛年早逝。那个曾经犯过法的太子驷继位为君，这就是秦惠文王。商鞅失去了靠山。旧贵族见报复的时机已到，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谋反。秦惠文王在旧贵族的煽动下，派官吏去逮捕商鞅。
商鞅逃至边关，欲宿旅店时，店主人不知道他是商鞅，拒绝说：“商君定下的法律，留住没有凭证的旅客要受连坐的罪。”这是商鞅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时颁布的法令，原文译为“旅客必须有凭证才能留宿客舍。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，客舍主人要问（连坐）罪”。可以想象，此时的商鞅一定是悲喜交加，悲的是被自己当年定下的法令套牢而不能逃脱，“作法自毙”；喜的是在远离都城的边关荒野旅店，老百姓已知晓严格守法，法律的威严已在蛮荒的秦国根深蒂固地树立起来。
商鞅不得已，企图逃往魏国，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，拒绝他入境。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，秦惠文王派邑兵攻打郑县(今陕西省华县)，结果商鞅失败战亡。其尸身被带回咸阳，处以最残酷的刑罚——车裂，刑后示众，秦惠文王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族。商鞅虽然被害，但新法并未被废除。
从商鞅逃亡的这个小插曲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时的秦国法律中，法已经具备了独立性和生长性。法一旦施行，即不再受立法者、执行者的控制。也可以看出商鞅在秦国的法治建设初见成效。商鞅至死维护着法律尊严，其有生之年看到了法律精神在秦国土地上扎根，人人守法，人人护法，变法改革的大趋势不会随着商鞅个人的死去而终止。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，此刻这位将死之人心中一定是喜大于悲。
商鞅虽然被车裂，但新法仍旧继续施行，他毕生推行的法治观念也已扎根于秦国百姓意识深处。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迅速超越关东六国，为日后横扫六国、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可以说，商鞅为历史的前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文帝废肉刑
汉文帝十三年（前166年），有人上书朝廷控告“神医”淳于意。淳于意要被传车押解到长安去服刑，很有可能是十分残忍的肉刑。祸从天降，小女儿缇萦很是感伤，决定冒死跟随父亲西行，到京城向皇帝上书，请求替父抵罪，甘为官奴。中国古代官府奴婢的生活是相当悲惨的，缇萦为救父亲的自我牺牲精神，以及千里迢迢赴京冒死上书的胆识和孝心，深深地感动了一代明君汉文帝。
缇萦上书中提到的肉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，深深触动了文帝。文帝下决心要废除这种野蛮的残损肢体的刑罚，于是他下诏御史大夫：“我听说圣王舜在位的时候，在罪犯衣冠上画图，给罪犯穿异于常人的衣服，用这种象征性的刑罚作为警示，老百姓就不敢犯法。这真是执法的最高境界啊！如今我们的法律有黥（在脸上刺字，然后涂上黑墨）、劓（割掉鼻子）、刖（砍掉脚）等三种肉刑，但作奸犯科者屡禁不止，到底是哪儿的错呢？难道是我德薄而教化不明造成的吗？我感到很惭愧！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恺弟(悌)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’如今人一旦有过错，官吏还没有教导他，刑罚就已经上身了，有些人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，对此我感到很难过。人一旦遭受了残损肢体的各种肉刑，那终其一生都无法再回复了，这种刑罚何等令人痛苦而不道德啊！这样做符合‘为民父母’的含义吗？我下令废除肉刑，用其他的刑罚代替它。现在服刑的罪犯根据他们所犯之罪的轻重，不逃亡的，到了一定的年数就免罪释放他们。请你们具体拟定相关的律令及细则。”
丞相张苍、御史大夫冯敬经过讨论，向文帝上奏了新刑律的草稿，文帝很是满意，并立即进行了批复。至此，自上古时期一直存在的残损肢体的肉刑从国家制度层面被废止了。
汉文帝废除肉刑，顺应民心，是我国古代刑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历史进步。而少女缇萦为救父不畏艰难险阻，勇敢上书皇帝，为汉文帝废除肉刑提供了重要契机。
海瑞反腐倡廉遵纪守法
身在其位，必谋其政。海瑞在亲眼看到了明朝官场贪污受贿风行，饱尝民间疾苦后，出于自身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，下决心做些什么，改变眼下恶劣的环境。然而他说任的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闲职，于是在隆庆三年，不满的海瑞提出罢官。然而如果朝廷真的要罢黜这位以直言进谏而闻名天下的忠臣，必然为舆论所不容。因此，海瑞如愿得到了应天巡抚这一实职。
早在明朝初期，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律规定。科举出身的海瑞充分尊重法律的作用，同时又秉持着内心那把道德之剑。他坚持“与其屈贫民，宁屈富民；与其屈小民，宁屈乡宦”的原则，不折不扣地遵守并践行着施行200多年的明朝法律。
听说海巡抚要来了，他属下的官员们却没有一个人发自内心表示欢迎。除个别吓破胆连夜携家眷逃跑的官员之外，大部分官员纷纷将红漆大门漆成黑色，以示自己的节俭朴素。海瑞上任旋即颁布“督抚条约”三十六款，施行一系列廉政措施：他规定巡抚出巡各地，府县官员不得出城迎接，但巡抚可以传讯耄老听取控诉；所巡视境内的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的纸张，而且公文后面不许留有空白，以免浪费；禁止佩戴奢华的首饰，停止部分奢侈品的制造等。
同时他还下大力气严肃整顿官场风气，规定凡是乡绅、举人、监生等到衙门拜见官员，或投递书信，必须进行登记，登记的内容要包括谈话的内容和书信的节录。凡是不登记或登记失实或篡改内容的，官员和登记者一并受到处罚。对于过往的外地官员，海瑞也毫不客气，船只、轿夫一律不供应，只管补贴费用。
这些廉政措施，在海瑞斗志昂扬、义无反顾的倡导和严格推行下，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应天地区官场中的不正之风。廉政的清风逐渐席卷应天地区，应天的百姓自然深受其益。
杜延年论议持平合和朝廷
杜延年是西汉武帝时期著名酷吏杜周的小儿子。或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，杜延年从小就对法律非常感兴趣，长大以后，更是精通各项律令，历任太仆、给事中、郡太守、御史大夫等职。他和父亲杜周“父子并世治汉律”,并著书授徒，世称“小杜律”，为汉代法律体系的完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在执法方面，和酷烈异常的父亲不同，杜延年为人处世宽厚，断狱平和稳妥。他坚持执法公允，反对量刑过重，并时时处处以社稷大局为重，其法律思想和实践鲜明地体现出“以人为本”的特点，班固赞他“论议持平，合和朝廷”，可谓恰当。
大将军霍光执法严厉苛刻，而杜延年则以宽舒为主。当时治上官桀父子、燕王等谋乱一案时，牵连丞相车千秋。杜延年深知如将丞相下狱治罪a，必定引起政局动荡，朝廷上下人心惶惶。于是便上奏霍光求情。杜延年的一席话触动了霍光，以廷尉王平、少府徐仁“弄法轻重”判处弃市死刑，但却没有追究丞相车千秋，使他得以终老。杜延年以大局为重，坚持执法公允、反对量刑过重，班固赞他“论议持平，合和朝廷”。
